古诗词

王充·论衡佚文篇卷二十·译文

汉武帝封弟弟为鲁恭王。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尚书》一百篇、《礼》三百篇、《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同时听到宅内有弹琴瑟、唱诗歌的声音,因为惧怕,又重新把它封闭起来,用泥涂好,并将此事上奏了汉武帝。汉武帝派遣官吏去打

译文

  汉武帝封弟弟为鲁恭王。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尚书》一百篇、《礼》三百篇、《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同时听到宅内有弹琴瑟、唱诗歌的声音,因为惧怕,又重新把它封闭起来,用泥涂好,并将此事上奏了汉武帝。汉武帝派遣官吏去打开取出那些东西,经书和《论语》,这时都出现了。经传是无声的书却出现了令人听见弹琴唱歌之声的事情,这是古文该在汉代兴盛,经传欢庆自己被发掘出来的一种吉兆。它们应当流传于汉代,所以静静地藏在墙壁之中,鲁恭王发掘了它们,就出现了使圣王感动的弹琴唱歌的现象。这就说明古代文献不该被埋没,而汉朝等待它们出现作为兴盛的征兆。

  汉成帝阅读百篇《尚书》,朝中博士、郎官没有谁能通晓,征求天下能究治《尚书》的人。东海郡张霸精通《左氏春秋》,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采用《左氏春秋》的文字解释,编造出一百零二篇本《尚书》,全部完成后奏报给汉成帝。汉成帝取出秘藏的《尚书》用来考订校对它,没有一个字是相合的。汉成帝就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讯治罪。司法官判张霸犯了欺君之罪。汉成帝认为张霸的才能出众,赦免了他的罪,也不毁掉他的经书,所以一百零二篇本《尚书》才流传在民间。

  孔子说:“人才难得啊。”张霸能够推究精深的思想,编写经书百篇,才高卓越,是世上稀有的人物。汉成帝赦免他,是欣赏他的文才。他的经文虽然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但在编排篇章句子,组织材料安排内容上,就像真的经书一样,所以汉成帝不烧毁他的经书。整治一只书匣,把自己的作品赠送别人,写出十几根木简的公文呈报长官,文章写成后受看,阅读它令人满意,这样的人一百个当中难挑出一个来。张霸推究精深的思想写出百篇文章,在汉代很少有这类人才,汉成帝赦免他,不也是很应该的吗?

  杨子山任郡的上计吏,看到三府编写《哀牢传》不能成功。回到郡中写成后上报朝廷,汉明帝认为他是奇才,征召他在兰台为官。凭三府中的属官,聚集了大批人材,而不能写出一部《哀牢传》。杨子山写成了《哀牢传》,皇帝采用了他的文章。杨子山的《哀牢传》,难道就这么好吗?关于哀牢的情况当时传说纷纭,聚集三府中的人士,终究不能写出来,杨子山写它,顷刻写成,毫不困难。汉成帝赦免张霸,难道没有原因吗?

  汉武帝时,召见百官考试对策,董仲舒的策文最好。王莽时,命郎官上奏章,刘子骏的奏章尤其华美。这种美和善都不是空虚的,而是他们才高智深的证明。《周易》上说:“圣人的情感体现在卦辞和爻辞中。”文辞的美与丑,足以看出一个人的才智。永平年间,有一大群神雀停落在京师,汉明帝下诏书,令官吏和文人以神雀的出现为题,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献上。百官的颂文献上,文章都用瓦石作比喻,只有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个人写的颂像金玉般的美好,汉明帝采纳了这些文章。凭百官的人数众多,郎官也不止一人,只有五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他们不是奇才而是什么呢?

  汉武帝欣赏《子虚赋》,就征召司马长卿为官。汉成帝阅读的书很多,只欣赏杨子云的文章,无论出入游猎,杨子云都乘车随从。假如让司马长卿、桓君山、杨子云当官,写书不能成篇,写文章不能成句,那么汉武帝贪图什么,汉成帝欲求什么呢?所以说:欣赏杨子云的文章,比当了年俸一千石的大官还要高兴;拥有恒君山写的书,比猗顿积聚的财富更富有。

  韩非的书,流传在秦朝的宫廷,秦始皇感叹说:“偏偏不能和此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陆贾写作《新语》,每当上奏一篇,汉高祖左右的臣子就高呼“万岁”。感叹思慕那个人与欢呼万岁,难道能凭空产生吗?确实看到了它的优美之处,高兴之气就发自于内心。观测气象变化,在于天不在于地,因为天的文采鲜明。衣和裳穿在身上,文采装饰在于衣,而不在于裳,衣效法于天。看手相的人看左手,不看右手,因为左手手纹鲜明。占卜在于右边,不看左边,因为右边文采鲜明。《周易》上说:“大人发怒,威猛如虎,仪表威严,光彩照人。君子发怒,威仪如豹,仪态雍容,清朗华美。”又说:“观察天文现象,观察人文现象。”这是说天和人都是以文采作为外观的,大人和君子都是以文饰表现仪表的。

  汉高祖在母亲身怀他时,他的母亲在湖泽岸边休息,蛟龙伏在她的身上,龙角光彩夺目;等到汉高祖兴起之时,楚军望汉军阵营,云气成五彩;汉高祖将要进入咸阳城时,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于东井宿这一方,五星又呈见白、青、黑、赤、黄五种颜色。天也许由于憎恶秦朝,就泯灭了它的文彩,而想让汉朝兴盛,所以先授予天命,以文彩作为它的祥瑞。恶人的品行思想,前后自相矛盾。秦始皇先是赞叹韩非的书,后来又迷惑于李斯的议论,烧毁《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种儒家经书,制定了禁止藏书的法令。究治五经的儒生,抱着经书隐藏起来;伏生这类人,逃窜躲藏于深山之中。秦始皇灭绝贤圣的经文,他的罪恶深重,帝位没有传到孙辈就灭亡了。李斯由于首先提出建议,身受五种刑罚。汉代兴起,改变了已灭亡了的秦代的法令,废除了李斯的做法。汉高祖才命令陆贾写文章,但没有使五经兴盛。从汉惠帝、汉景帝以至汉元帝、汉成帝各朝,五经及各种书籍同时编纂。汉朝文化兴盛,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来说,同已灭亡的秦朝相比怎么样呢?

  王莽不行道义,汉军如云兴起,台阁败坏,文章书籍丢失散佚。光武帝复兴汉代,收集整理图书尚未完备。汉明帝一代喜欢文人,把他们征召到兰台里做官,文豪得以会聚在一起。当今皇帝即位,下诏征求亡失了的图书,用金钱广泛收购征集,怎么会没有喜好文化的好名声呢?唐、虞时代久远,当时图书已经散佚;殷、周时代稍微近一些,诸子的书籍还留存于世间,汉代兴盛以来,传播文化的时间不长,根据人们的所见所闻,已经五倍于尧、舜时代,十倍于殷、周时代,文化光辉灿烂繁荣昌盛,没有哪一个朝代有汉代这样兴盛。天空晴朗无云,星辰明亮无比;人的本质奇异,手掌纹理的文彩鲜明。汉朝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昌盛,所以文化繁荣发达。

  孔子说:“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时代的文化,承传在孔子。孔子为汉代整理文化典籍,承传在汉代。承受从天而降的文化,文人应当奉行。五经、六艺是文化,诸子著作是文化,著书立说是文化,上书奏文是文化,文饰仪表是文化。在世间能够成就五种文化当中的一种,都应当受到称赞。著书立说的文化,尤其应当嘉奖它。为什么呢?抒发胸中的思想,论述世俗间的事情,不仅仅是背颂点古经、续写点旧文章而已。议论发自胸臆,文章成于手中,这不是只懂得解释经书的人所能做到的。

  周、秦时代,诸子都在著书立说,论述的全是其他事情,没有称颂帝王的,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对于教化也没有什么补益。写作《论衡》的人,歌颂君王的功德,弘扬国家的隆盛,使国家的功业流传千载,使君王的德行与日月同辉,这不是刚才提到的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够相比的。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建议和办法,写奏记向上级推荐官吏士人,一则是为了自身,二则是为了他人。文章繁多辞句华丽,却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在文采仪表上,根据礼仪修养自己,使行为完美无缺,实际上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如果是这样,五种文化之中,著书立说的文化是最好的,因而值得尊重也就很清楚了。

  孔子称颂周代说:“唐尧、虞舜时代以后,就数周武王这个时代人才最盛,周代的功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是周代的文人,假如他生在汉代,也会称颂汉代的最高功德了。赵他在南越称王,背叛汉朝断绝使臣往来,不奉行汉朝的制度,坐似畚箕发挽椎髻,沉溺于夷人的风俗之中。陆贾用汉朝的功德去劝说他,用汉朝君王的威势去恐吓,使他从内心觉察醒悟,猛然起身端坐。俗儒的愚昧,有如赵他一样的糊涂;擅长写文章的人,陈述陆贾的劝说,读到文章的人,将会有猛然起身端坐,如赵他一般的醒悟过来。汉代的功德浩大灿烂,怎么会不享有卓越的名声呢?

  文人卓越,是国家的祥瑞。看到宏丽的住宅就知道是户有名望的人家,看到高大的树木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旧都。国家有大文人,这是太平盛世的证明。孟子凭人的眼睛察看人,心地光明,眼睛就会明亮。所谓明亮,指的是眼睛的文彩明亮。占验国家和占验人,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国君圣明而文人会聚,人心聪敏而眼睛多彩。在烂泥中践踏有花纹的锦绸,听到看见的人没有谁不会痛心。知道践踏了文锦可惜,却不知道文人应当尊重,这就是不懂得类比了。文人写的文章,哪里只是玩弄笔墨追求华丽的外表呢?它是记载人们的行为,传播人们的名声的。善良的人希望得到记载,所以想努力去做好事;邪恶的人厌恶记载,所以就自己尽力节制恶行。这样说来,文人的笔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了。

  谥法之所以表彰美善,就是以此来暴露丑恶。加一个字的谥号,人们就知道劝善惩恶,听见的人,没有谁不自勉。何况尽笔墨的力量,评定善恶的真实情况,言语行动全部记载,文章以千数计算,流传在世间上,成为不可磨灭的作品,所以值得尊重。杨子云写作《法言》时,蜀郡的富商送十万钱给他,希望把自己记载到书中去。杨子云不接受,说:“富商没有仁义的品行,好比是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够胡乱记载呢?”班叔皮续写《太史公书》,记载家乡人把它作为对邪恶的惩戒。邪恶的人不符合正道,依法度加以制裁,怎么能够为他回避忌讳呢?

  所以杨子云不被钱财所引诱,班叔皮不因恩情而屈从。天下唯独文人的笔是最公正的了。贤人圣人定夺思想于笔端,书写汇集而成文章,文章具备而真情显露,后人观看文章,以此知道正邪,怎么应该胡乱记载呢?足踩在地上,足迹就有好有丑;文章汇集在书札上,记载就有善有恶。所以占验足迹就可以看出足如何。读文章就可以知道情感如何。“《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没有邪恶的思想。”《论衡》的篇章在百篇左右,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反对虚假荒诞的事物和言论。”

论衡简介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佚文篇卷二十原文

  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闻弦歌之声,俱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经传也而有〔闻〕弦歌之声,文当兴於汉,喜乐得闻之祥也。当传於汉,寝藏墙壁之中,恭王〔闻〕之,圣王感动弦歌之象。此则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於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孔子曰“才难”,能推精思,作经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虽奸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故不烧灭之。疏一椟,相遣以书,书十数札,奏记长吏,文成可观,读之满意,百不能一。张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汉世〔寡〕类,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吏,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成帝赦张霸,岂不有以哉?

  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於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於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於积猗顿之财。”

  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於内也。候气变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观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观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时,息於泽陂,蛟龙在上,龙觩炫耀;及起,楚望汉军,气成五采;将入咸阳,五星聚东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

  恶人操意,前後乖违。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後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之徒,窜藏土中。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之及孙。李斯创议,身伏五刑。汉兴,易亡秦之轨,削李斯之迹。高祖始令陆贾造书,未兴《五经》。惠、景以至元、成,经书并修。汉朝郁郁,厥语所闻,孰与亡秦?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购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声!唐、虞既远,所在书散;殷、周颇近,诸子存焉。汉兴以来,传文未远,以所闻见,伍唐、虞而什殷、周,焕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者星辰晓烂;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汉今为盛,故文繁凑也。

  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於国,无补於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

  孔子称周曰:“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周之德,其可谓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设生汉世,亦称汉之至德矣。赵他王南越,倍主灭使,不从汉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陆贾说以汉德,惧以帝威,心觉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赵他之惑;鸿文之人,陈陆贾之说。观见之者,将有蹶然起坐,赵他之悟。汉氏浩烂,不有殊卓之声。文人之休,国之符也。

  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则眸子了,了者,目文了也。夫候国占人,同一实也。国君圣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锦於泥涂之中,闻见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於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於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贤圣定意於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後人观之,以〔见〕正邪,安宜妄记?足蹈於地,迹有好丑;文集於礼,志有善恶。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