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把“禁”字深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水，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然后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乱也制止不住。按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按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作愚人。 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并为此费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出贤、不肖来了。物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进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热，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欢情，棺椁足以硷朽骨，葬服足以裹尸体，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食丰足；耳聪目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一切治乱的根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干仍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富。这就象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 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利用耕作以当攻战，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斗笠好比盾牌。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用鱼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请，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帮助鳏寡，赈济孤独，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颁发各种政令，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在夏季时节，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加爵禄，提官职，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艰苦劳动者免除谣役，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在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闭，顺天时，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 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乱；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国家陷于贫穷。因此。施德必须博厚，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赏罚必须情实坚决，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 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徒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这样，人民无逃亡之意，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用法制管理人民，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湿就干，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麦夫}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就像 和钩用来算定多少、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所以，善治国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 凡是据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第一，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他若怀有二心，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主效力，其国家就宝宝可危。第二，查明敌国君主暗个憎恶的大臣，设法加强贿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有人身居国内。情通国外，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放国君主淫乐，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给他乐队美人，在内蒙蔽他；送给的诌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在外蒙蔽他。内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国败。第四，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形同兄弟。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同他背约、断交、反目，由此战争必起。两国相敌，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敬事其忠臣，挑拨其属下，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离心离德。离不能合，一定自相残杀。忠臣死掉。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管子简介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刘向在《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管子·禁藏原文
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冰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
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于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衣事习则功战巧矣。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夫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夫菩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