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书”是司马迁创行的史体之一。《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义》说：“五经六籍，咸谓之书”。其实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之书，与五经六籍之书完全不同。后者是名词；前者是动词，为书写之书，是记录的意思。班氏《汉书》改称为志，志、誌，古代通用，也是记录的意思。本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都是记录，惟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故以不同名目区别之：史以帝王为中心，名为本纪；人物为传纪，名列传；诸侯以世袭，名世家；大事系以年月，列成表格，名之为表；余无所属，便径以书名之。
书体的由来，多数人承认是司马迁独创，同时又以为，虽曰独创，必有所本。于是有人以为仿自《礼经》(如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有人以为原于《尔雅》(如郑樵《通志序》)，或以为昉自《吕览》、《淮南子》诸子书(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掌故例义》)等。今人程金造撰《史记管窥》另标新说，以为是由《尚书》扩充而成。理由之一是“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家只此二事。太史公撰史事绍发《春秋》，八书自当是仿于《尚书》了。之二是《尚书》与八书都名为书，内容又有相仿佛处，如《禹贡》之于《河渠书》，《尧典》之于《天官书》等。其实都是敷会。《尚书》是上古档案，非独纪言；八书之中，如《封禅》、《河渠》等篇亦非纪言，可见与纪言、纪事无关。至于说《尧典》与《天官书》形似，《禹贡》与《河渠书》形似，更是郢书燕说、鲁鱼亥豕之谈了。史以纪事，事关人物及其言论、行动者，司马迁分别以本纪、列传、表、世家贯穿之，此外不能及者，按类分篇，以书名之。若从按类分篇看，与诸子书颇相似，但内容绝不能侔；若从内容与《礼经》、《尚书》、《尔雅》有相似处看，其轻重，繁简、体例又绝不相同。
因而，只能说史之有书体，创自司马迁，仅此而已。与之形似者虽多，都不能说是八书的原形。
八书的内容清人赵翼说是“以纪朝章国典”，这是历代定论。仔细推敲，似不尽然。八书中的礼、乐、律、天官四篇主要内容都不是纪朝章国典。有人说，前三篇系后人所补，非太史公原著，不足凭据。亦有可疑，以《礼书》论，皆知是后人以《荀子》文补之，两相对照便知，《史记》多有增删改易处，大多虽仅一字二字，必中肯棨，若非太史公所为，世间更那有如此手笔？《历书》一篇，太史公是太初改历的主持人之一，所载又偏偏缺少太初历法(书中的《历术甲子篇》后人以为系褚先生所补)，实在令人不解。由此似可认为八书中的礼、乐、律、天官四篇是学术专论，系司马迁杂取时论而为之。其余四篇旨在指责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政事，如《封禅书》专论武帝之淫祀；《河渠书》讥武帝屡信浅陋之言，工程劳而无功；《平准书》责武帝无故兴兵开边，财用不给，于是刻民侵商，致国困民贫。惟武帝太初改历为一代盛事，《历书》于太初历法又缺而不书。当时便以《史记》为谤书，大约主要由于这些缘故。自《汉书》改书体为志，专记朝章国典，虽是受《史记》启发，却不是司马迁创立书体的本意。
八书之一是《礼书》。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礼，就是维系世间万物等级、秩序的规定或制度。司马迁列为八书之首，反映了他对社会等级、秩序重要性的认识。本篇以“礼由人起”为界，分为二部分，以前为序录，简述礼的特征、功能和沿革。以下是详说，是删截《荀子》“礼论”、“议兵”二篇文字而成。又可分为七个层次：序论二，详说五。前二个自然段为第一层，论“沿人情而制礼”。“沿人情”的意思包括“顺人情”、“节人欲”二个方面。第三、四、五自然段为第二层，述礼制沿革。第六、七、八自然段载自“礼论”，是第三层，内容是第一层的深化，惟把“顺人情”概括为“养”人情，“节人欲”概括为“礼之辨”。进而指出后者是儒、墨两家理论的分界线，即认为墨家主张“一之于情性”，儒者则主张人欲按等级加以节制。第四层包括九、十两个自然段，是“议兵”篇中文字，内容是以实例证明礼的重要性。以下至篇末均出自“礼论”，其中第十一、十二、十三自然段为第五层，论礼的另一特征是“贵本亲用”。先述“礼有三本”：天地、先祖和君师。次以实例说明辨尊卑大小是“贵本”的具体表现。末述“贵本亲用”是礼的最高形式。第十四自然段为第六层，是以上内容的综述。余为第七层，是太史公评语(也是载取“礼论”中文字而成)，重申了礼的重要性，提出“礼为人道之极”、礼贵适中的观点。
对此篇出处有三说：一如《索隐》、《正义》，认为“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二如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三所说，自“礼由人起”(第六自然段)以下为后人妄增，但未必便是褚少孙；三如清·郭嵩涛《史记札记》卷三所说：第一部分为“太史公草创之文”，不是定本；第二部分取荀子书以足之，“史公于此，有深意焉”。意思是“礼书”出自太史公，但非完书。今观《史记·龟策列传》，“正义”说：“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册列传》。《日者》、《龟册》言词最卑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其中说“元成间十篇己有录无书，不知所本。”至于是否褚先生所补，则大有斟酌余地。其中以有“褚先生曰”字样，可确认为褚先生补书者只有《三王世家》、《日者》、《龟册》三篇。此外《礼》、《乐》二书系取他书文字而成者，《律》书各段文字不相连属，这三篇仅略有补缀痕迹，实难断言是褚先生手笔。盖缘史无足征，则取他书以成之，是古人著书通例，不独《史记》为然。像《汉书》整篇抄录《史记》，医书《灵》、《素》多有同文，农书更是互相传抄。《史记》“礼书”皆知录自《荀子》“礼论”，但又与《大戴礼》“礼三本”篇雷同，可见《荀子》、《大戴礼》亦相抄录，实不足由此撼作者。另《太史公自序》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由前述段略大义，《礼书》虽录自《荀子》，通篇内容既不悖太史公初衷，且由略到详，层次分明，自成一严密整体，抄录时已经过匠心斧斫，故谓系太史公自补亦未尝不可。
史记简介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史记·礼书八书原文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硃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节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適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於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於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籓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後。”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後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於後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旂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於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极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卒如熛风。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砲格，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废齐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丧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硃弦而通越，一也。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礼因人心，非从天下。合诚饰貌，救弊兴雅。以制黎甿，以事宗社。情文可重，丰杀难假。仲尼坐树，孙通蕝野。圣人作教，罔不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