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展》说：“《下武》，康王即位，诸侯来贺，歌颂先世太王、王季、成王之德，并及康王善继善述之孝而作。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兹从陆、陈之说。
《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思想内容《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艺术成就及其影响《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