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

白居易「缭绫」赏析

白居易这首诗,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主题是“念女工之劳”。作者从缭绫的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社会关系中提炼出这一主题,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独创性。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

白居易缭绫赏析

这首诗,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主题是“念女工之劳”。作者从缭绫的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社会关系中提炼出这一主题,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独创性。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该篇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邓邽(今陕西渭南县)。早年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有较多地接触和了解。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制死,白居易因上表急请严缉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后移忠州刺史。唐穆宗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曾积极兴修水利,筑堤防洪,泄引湖水,灌溉田亩千顷,成绩卓著。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改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卒,终年七十五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在文学上,他与元稹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其讽谕诗《秦中吟》、《新乐府》,广泛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抨击了现实中的流弊,表现了爱憎分明的进步倾向。除讽谕诗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独具特色,为千古绝唱。白诗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迹。其诗刻画人物,形象鲜明,以情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