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评价
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逆平常观点而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宝也；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意思就是直言秦王既然已经看着地图划给赵国城池，又在（朝堂上）设了“九宾”的礼仪，斋戒（五天）后要接受和氏璧，那情势就不能不给城。王世贞认为秦王已经表现出了愿意用十五城换和氏璧的决心，而蔺相如却又将和氏璧偷偷送回了赵国，这就反而显得蔺相如失信了。反让秦王得了理，秦王完全可能斩蔺相如并发兵攻打赵国，以其失信。之后王世贞得出结论，蔺相如此次实在是侥幸。赵国逃脱灾难也是侥幸，是上天保护了理亏的一方。
这是《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的大概内容，然而我不敢苟同，请仔细阅读《廉颇蔺相如列传》原文第三节：“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宁以负秦曲”可见蔺相如对“理亏与得理”之间是有相当正确的把握的。在赴秦之前已经权衡了利弊得失，因此王世贞在“理”上的思考或许是多余的。
最关键的还是在下面，原文第六段中蔺相如的一番言语：“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大王乎？”蔺相如的这番言语实在是完全得了理。现在的国际形式是秦强赵弱，否则也不会有您秦王一句话而赵王就派遣我立即送璧而来。试问处在弱势地位的人如何去保护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人如何使自己不受到损害？而下面不卑不亢的话就更是精彩：您如果真的想要和氏璧，那就先将十五城割让给我赵国，我赵国岂敢不给你和氏璧？我将不但输在理，还输在义上，届时您秦王可率三军，往其他五国宣扬我赵国的不讲信用，恐怕愿意联秦起兵的不止一国吧？恐怕虎视眈眈妄图侵吞赵国土地而找不到机会的国家也不止一个吧？因此从弱者赵国来看的话，蔺相如此番言语实在是精彩，切合实际。
第三，秦王其实并不想给赵国十五城。哪怕秦王又斋戒又设“九宾”之礼，那也只是做个样子，走个形式。破绽其实就出在原文的一句话上：“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这句话恐怕经常容易被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忽视吧？其实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和氏璧的取得与否是秦国占有主动，然而当蔺相如秘密将和氏璧送回赵国并自己也全身而退后，秦王便再无音讯，倘若其真心实意想通过平等的手段来获取和氏璧，途径实在是有。然而这件事却终究不了了之，而戏剧性的是，这样一件不了了之的事最终成就了蔺相如。
再次思索时觉得不敢非议王世贞先生的论断，然而在阅读中自己产生了些许拙见，便忍不住要跃然纸上，也便浊了读者的耳目了。
王世贞简介
王世贞（1526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官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书，移疾归，卒赠太子少保。好为古诗文，始于李攀龙主文盟，攀龙死，独主文坛二十年。有《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家藏书甚富。自称平生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3000余卷，均为宋本精椠。家有别墅“弇州园”，于园后建“小酉馆”，贮书达3万余卷。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藏经楼”中。对宋椠元刊之书，作“尔雅楼”贮之，又于“九友斋”中，藏宋本两汉书，为斋中第一宝。此书后归于“天禄琳琅”。与唐顺之结为莫逆之交，二人皆以文学、藏书而知名。他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汗湿泥封”（《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又如〔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既是文人，也是学者。学问渊博，文章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依旧自有特色，具有“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之特点，如《题海天落照图后》。
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卮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倡导“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