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此诗以鲁僖公作閟宫为索材，广泛歌颂僖公的文治武功，表达诗人希望鲁国恢复其在周初时尊长地位的强烈愿望。閟宫，亦即诗中提到的“新庙”，是列祖列宗所在之处，也是国家的重要场所。《左传·成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祭祀固然各国都有，但在极为注重
此诗以鲁僖公作閟宫为索材，广泛歌颂僖公的文治武功，表达诗人希望鲁国恢复其在周初时尊长地位的强烈愿望。
閟宫，亦即诗中提到的“新庙”，是列祖列宗所在之处，也是国家的重要场所。《左传·成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祭祀固然各国都有，但在极为注重礼制的周王朝，诸侯国由于地位不同，宗庙祭祀都有一定的区别，不能和周王室相同，否则，就是僭越。然而鲁国却是一个例外，《礼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这是鲁人引为自豪的。诗中所叙祭祀，则正指此事。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建国之初，鲁国是诸侯中第一等大国，土地之大，实力之强，在诸侯中罕有所匹，故伯禽时，曾有过赫赫武功，《史记·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鲁。”在定鲁的过程中当还有许多武功，但载籍残缺，事已不传，只能是想像了。伯禽治鲁，更重文治，颇略武功，所以鲁积弱凌夷，到僖公时代，由于内忧外患，在诸侯中的威信日益下降，连僖公本人也只能靠齐国的势力返回鲁国。不过，僖公即位之后，确也做了一些事情，除礼制上恢复祭后稷、周公以天子之礼外，也频繁地参加诸侯盟会，对外用兵，以逐渐提高和恢复其应有的威望，仅以《春秋》经传来看，公元前656年（僖公四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候、郑伯、许男、曹伯侵蔡，伐楚；公元前647年（僖公十三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淮夷病杞故；公元前644年（僖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而《泮水》诗中更有“在泮献功”之事。诗人对此都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分十章（《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三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句，一章章九句，三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共一百二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他说：“盖诗中变格，早开西汉扬（雄）、（司）马（相如）先声，固知其非全无关系也。”这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思想内容《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艺术成就及其影响《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