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

苏轼「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赏析

苏轼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

苏轼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赏析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1] 《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寒门地主家庭。祖父苏序是诗人,父苏洵长于策论,母程氏亲授以书。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中第二名。仁宗殿试时,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因母丧回蜀。嘉祐六年(1061)经欧阳修推荐,应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期满后值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职,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他强调改革吏治,反对骤变。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因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诗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5个月后被贬黄州为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94)哲宗立,任用司马光,废除新法。苏轼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再次请调外任。先后任杭州、颍州、扬州知州。后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待读两学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后,苏轼又被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死于常州。宋孝宗时追谥文忠。苏轼政治上几经挫折,始终对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释老思想中与儒家相通的部分,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欧阳修相近。要求有意而言,文以致用。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创作以诗歌为多,计)2700余首,题材丰富多样。诗中表现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特别是对农民的同情。如《荔枝叹》、《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五禽言》、《吴中田妇叹》等。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写得精警有新意,耐人寻味。如《有美堂暴雨》、《题西林壁》等。诗歌还反映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无事不可入诗。写物传神,奔放灵动,触处生春,极富情韵,成一代之大观。散文成就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谈史议政的文章气势磅礴,善于腾挪变化。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深含理趣。《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是其代表作品。词作多达三百四五十首,突破了相思离别、男欢女爱的藩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抒写报国爱民的情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包括对农民生活的表现。词风大多雄健激昂,顿挫排宕。语言和音律上亦有创新。「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代表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爱情词、咏物词均有佳作,表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传世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