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毛诗序》说：“《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郑笺又订正说：“当为刺厉王。”朱熹《诗集传》不明言讽刺何王，只说“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综观全诗，作者应该是西周王朝末期的一位官吏，至于是讽刺幽王还是厉王，诗无明证，只好用“最高
《毛诗序》说：“《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郑笺又订正说：“当为刺厉王。”朱熹《诗集传》不明言讽刺何王，只说“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综观全诗，作者应该是西周王朝末期的一位官吏，至于是讽刺幽王还是厉王，诗无明证，只好用“最高统治者”统而言之。不论是幽王还是厉王，他们都骄奢腐朽，昏愦无道，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听信邪僻之言，重用奸佞之臣，不知覆灭之祸，已积薪待燃。作者以讽刺的口吻揭露最高统治者重用邪僻而致使“犹谋回遹”为中心，通过揭露、感叹、批判和比喻等表达方式，一气呵成，词完意足，鲜明地表达了他愤恨朝政黑暗腐败而又忧国忧时的思想感情。
全诗六章，前三章章八句，后三章章七句。
第一章突兀起句，以怨天的口气发端，指出当前王朝政治的灾难是“谋犹回遹”，昏庸的国王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结果“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和忧虑。第二章进一步指出，所以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一些掌权者叽叽喳喳、党同伐异。他们“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因而诗人再次发出感叹：这样下去，不知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从而加深了第一章内容的表述。第三章，作者用“我龟既厌”这一典型的事例再次表示对王朝政治、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指出，朝廷上虽然“谋夫孔多”、“发言盈庭”，但都是矢不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接着第四章又进一步说明，当前王朝的政令策谋，上不遵古圣先贤、下不合固有规范，而国王还偏听偏信、不加考究，就使王朝的策谋更加脱离实际了。第五章作者又以谏劝的口气说，国家各种人才都有，国王要择善而从，不要使他们流散、消亡。这实是对周王发出了警告。最后一章，作者再次表达了自己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其中“战战兢兢”三句，生动形象、寓意鲜明，写出了自己焦虑万状的心态，广为后世所引用，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
由上述内容，与其说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不如说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更确切些。当然，政治讽刺也是一种政治抒情。作者以“谋犹回遹”为此诗中心议题，以对国事的忧虑为主线，以感叹的语气贯穿始终，从中把叙述、揭露、讽刺和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显著特色。从谋划的正邪、决策的当否，能看到政治的弊端以至国家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忧心忡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为国事操心，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些也就是此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思想内容《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艺术成就及其影响《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