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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1877年－1925年）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人，中国近代诗人。南社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倾向维新变法，后来转向支持革命，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创立南社。卷入曹锟贿选事件使他晚年声名不保，诗文由其弟高基编为《天梅遗集》。

高旭少时就自视甚高，曾自比屈原、李白，自谓“屈原捐者青莲狂，我于其间必翱翔”、“我是青莲今在世，谪下人间”。早期的诗中有不少是悼念维新志士的，如《读<谭壮飞先生传>》、《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有很多民族主义的宣泄：“忆昔指挥候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失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维新变法之后，高旭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转为对变法的热切歌颂，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唐才常起义被镇压后，他学过一段时间佛学，写过一些佛理诗，如“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外惧”（《暮春杂咏》）。章炳麟、邹容被捕后，他曾撰《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歌颂二人“笔舌突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后来他对维新党彻底失望，作《中国八大奴隶歌》将康梁斥为奴隶。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高旭对儒家的伦理产生怀疑，曾作《不肖》一诗，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留学日本之后，更是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列强瓜分中国加剧，激起高旭的愤慨：“回首神州叹陆沉，拔剑祈地空悲愤”（《祖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歌，亦变征之声也》）。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高旭写诗抒发自己的快意：“饭依荆聂无他愿，一剑能挡十万师。”（《感韩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见怀诗韵》），思想更为激进。

辛亥革命后，高旭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他对早期的激进思想有过反省：“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他对文坛各派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与艳体诗人易顺鼎相唱和，称赞他“性耽尤物老堪娱”，“放诞风流与俗殊”；还结交了同光体诗人郑孝胥，称其“又为凄咽清苦之音气”。他写了不少诗句抒发个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

高旭写诗喜用歌行体，常用长短不一的语句，受龚自珍、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影响较深，气势奔放，但也常被批评过于粗陋浅率。高旭较多地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他反对“专讲保存国学的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传统文化，主张“拾其精英，弃其糟粕”（《学术沿革之概论》）。但是也偶有动摇，笼统地鼓吹过“保存国学”。反映到创作思想上，他反对“伪韩伪杜”，剽窃模拟。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高旭作诗，主张“主张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同前）。《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

高旭的词数量不多，但功力较深，叶遐庵曾评之为“如愿如慕”。高旭于词颇推崇南唐后主，于两宋亦多赞扬之辞，而于周吴姜张亦不菲薄。故其能博采众家之长，以个人风格出之。早年所作词，如《临江仙·客中感怀》、《菩萨蛮·寄攘叔》、《菩萨蛮·客中感怀》、《浣溪沙·思祖国》、《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壶中天·题公曼(仇史)即以为赠》等阕，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吴门纪游》内所收诸词，都是借怀古为名，抒发了故国之思的。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给了诗人以强烈的影响。《蝶恋花·四月一日感粤事作》和《相见观》两阕，则是对革命烈士的英雄业绩的歌颂。高旭还有一首《浮海词》，虽是追和李后主之作，但却寄寓了对袁氏企图恢复帝制的不满与愤慨。

高旭所作文章数量不算多，成就也不如诗。其中写于前期的《吊邹容文》，合沉痛的悼念与强烈的批判于一篇之中，略带骈体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调铿锵，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术沿革之概论》，是论述历代哲学思想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应用辩证的观点，对中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问题表达了很精辟的见解，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价值的。中期所写的散文，集中于乡里先贤人物传记。辛亥革命期间，高旭与上海各家报纸都有联系，其间发表了不少时评短论，议论时政，颇能看出高旭的时局主张。总之，高旭的文章虽然并不如诗词闻名于世，但他很少写一些无俾大局的风花雪月的文章。例如，写于袁世凯称帝时期的两篇文章：《畿辅先哲祠分韵序》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韵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员雅集时的序文，但是，其中有两句话却十分醒目。前文中说："所恨长夜漫漫，宁戚不闻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后文中说："痛国事事蜩螗，伤美人兮迟暮；一时富贵，俨欲称王；平日清闲，同来载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宁戚与宋玉，还有"一时"一句，都是隐指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出了。

高旭的书信佚失太多，现仅存十几封。这些信大部分是与友人论学术的，其中尤以《与姚鹪雏论孔学书》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明确提出孔学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科学论断，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于谈《变雅楼三十年诗征》的几封信，对于研究高旭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当然是有极大用处的。

除了诗词和文章书信之外，高旭还写了6万多字的文学批评著作，这就是《愿无尽庐诗话》，分三次发表。这部诗话集中表达了高旭的文艺思想，反映了他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此外，诗话中还辑录了一些友人来往应答、唱和、酬赠的诗词，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陈道一、苏曼殊、李叔同、刘季平、宁太一、蔡哲夫、马君武等，有十几人之多，为研究当时文坛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高旭一生虽然著述颇丰，但生前并无专集行世。临危时，方授命从弟高基代为编集诗词集。10年之后，高基才得编完并付梓，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天梅遗集》，共16卷。其中诗10卷，词6卷，其他如文章、书信、诗话等都付阙如。而所作诗，在结集之前，又经过删削，再加上结集时漏收了部分诗词，因此形成了佚诗佚词多的情况。

高旭作诗，主张“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著有《天梅遗集》。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曾经描摹高旭为“意气傲岸，自负宏远”，高旭的“书生挟策成河济，惭愧漂零未有期”、“万千壮志归淘浪，三十封侯已过期”的乱世文人的入世热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艺术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高旭人生的现实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与晚节颓唐，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缘于此种文人入世的天真梦想的破灭。

就禀赋本性而言，高旭的文人气质与名士脾气都相当浓厚。作为著名的“南社四剑”之首，高旭日常“以剑自随”，一生惯爱倚剑命名。他用过的与剑有关的名号包括江南快剑、钝剑、帝剑等。可以说，这一习惯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的豪情与戾气。也许正因为此，高旭个人针对晚明记忆的借鉴似乎特别愿意弘扬史事当中壮怀激烈乃至不乏血腥的一面。作于1904年的《登金山卫城怀古》对明季士民抗清的描写充斥着激烈厮杀场面的极力弘扬：“忆昔指挥侯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所谓“好戴汝头试我刃、先杀此獠雪此恨”，豪情诗意中更有一种残酷的渴望。至于“我辈书生，高歌击剑，妄自生奇骨”、“华夷有界限，书生持之力”之类文人意气与激情大言，在高旭笔下十分常见。这一多少有点浮夸欺世的豪迈甚至亦是高旭针对女性的希望，民女吴降雪的乱世悲剧被他赋予超度众生的可怕意义，“含辛不洒胭脂泪，慷慨捐躯度众生”；而“万一屠鲸事不成，女儿殉国最光荣。后先我亦终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此种必须“铁血”方配“鸳鸯”的古怪的情感想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识共鸣。但诸如“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的说法，亦颇示见得文人的偏执，有时候残忍得让人不快。尤其是陆续刊登于《中国白话报》上的《光复歌》、《逐满歌》、《国史纪念歌》等作品，也许出于某种必须煽情的革命与排满宣传需要，此种弘扬赞美血腥杀戮的倾向体现得特别明显。